在建军节重看这部影片，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尽管《建军大业》这部片子当初因为用了许多“小鲜肉”而诟病，但实际上这部电影中许多饰演者的年龄其实比他们所演的革命者年龄还大，也算是符合当年实际情况。
演员的演出也是比较精彩，台词也很到位（凸显编剧的功力）。
这里还要说个特例，时至今日，提起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很多人想起来的就是《建军大业》里面张艺兴饰演的形象。
事实上，过去有关秋收起义的电影也有不少，谈到卢德铭的也比较多，但因为有个影响力更大的毛主席在，所以对卢德铭这位秋收起义总指挥，加上卢德铭牺牲时也很年轻，只有26岁，大家反而了解不多，甚至学校的课本上提到也很少。
卢德铭之所以是秋收起义总指挥，主要是因为起义主要的军事力量，是他从武汉带出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也叫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约有2000人，这部分人是正规军人出身，战斗力也很强。
不过，也很奇怪，后来秋收起义以后，卢德铭在军队之中的影响突然下降，取而代之的却是他的另外一位部下——余洒度。
一
与《建军大业》有个同期的电视剧叫《热血军旗》。
剧中卢德铭在谈及余洒度时，曾有句台词很耐人寻味：
这句话其实也是有历史背景在的。
卢德铭、余洒度包括后来出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钟文璋，三人都是黄埔二期毕业的，三人也都是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黄埔毕业后，三人又都进入叶挺的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隶属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随着叶挺独立团陆续扩编，其中的共产党人后来也都被调任到第四军各个部队任职。
张发奎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渊源也就在此（张发奎本人和叶挺私交也很好）。
尽管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他统率的第一军实行清共，但张发奎的第四军一直没有这样做，反而不断地收容中共党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党人从上海逃至武汉，同年六月，张发奎的第四军扩编为第二方面军，并在武昌警卫团。卢德铭遵照党的指示，出任该团团长，并根据组织指示，收容党在湖南工作的一批领导骨干在该部队，其中知名的包括宛希先、何挺颖、何长工等人，客观上为后来发动起义埋下伏笔。
应该指出的是，卢德铭带兵确实很有一套，他心里很清楚，党要他掌握这一支武装力量，将来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下定决心要把这支部队打造成精锐之师。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后，革命形势愈发严峻。
当时，党已经决定要发动南昌起义，在原定计划中，卢德铭率领的警卫团也是要参与起义的，但至起义当天，该团武汉。
8月1日，卢德铭接到两封电文，一封电文是张发奎发来的，要他率领部队到九江集结（准备向南昌进军），一份是周逸群发来的，要卢德铭迅速率部赶往南昌，参加起义。
卢德铭利用张发奎调令，率领警卫团开赴南昌，不过因为当时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加上敌军围追堵截，卢德铭临时决定，带领部队来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铜鼓一带活动。
不过，当时卢德铭已经不在部队中。
8月7日，卢德铭率部抵达武宁后，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的消息后，决定化妆成老百姓，孤身一人返回武汉接受党的指示，当时跟着卢德铭一起出发的还有两人，一个是时任指导员的辛焕文，一个是任参谋长的韩浚。
韩浚就是1947年在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73军军长。
三位主官都离开了部队，部队不能没有人带，卢德铭指定由时任团副兼一营营长的余洒度代理。
值得一提的是，警卫团在修水休整时，还遇到了一支赶来参加南昌起义的革命部队———平江工农义勇队，领导者是余贲民。
应该指出的是，平江义勇队的人数并不少（合编了浏阳义勇队），足有1000多人。
警卫团与平江义勇队在与罗荣桓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后，对外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名义招兵买马。
二
卢德铭在部队抵达修水以后，先是与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并在夏曦指示下继续参加南昌起义。
不过，在卢德铭等人抵达武汉后，当地党的领导人向警予请示中央后，否决了夏曦的命令，并要求卢德铭返回部队参加即将举行的秋收起义。
当时，中央已经在毛主席说服下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毛主席是中央特派员，卢德铭为秋收起义总指挥、韩浚为副总指挥，辛焕文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9月4日，在卢德铭返回部队途中，在湖北崇阳遇国民党政府军队围捕，辛焕文壮烈牺牲，韩浚被唐生智部抓住，关押了两个月才被保释出来。
根据资料记载，韩浚在获释后曾去武汉找党中央未果，后来就脱离了党组织，1931年蒋介石派人传讯黄埔旧部，韩浚受拉拢出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彻底脱离了革命阵营。
也就是说，秋收起义还未开始，部队就已经接连损失大将。
卢德铭返回部队后，即以总指挥的名义行动。
此时，部队的番号已经不是原来的警卫团，早在8月20日，毛主席就建议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强调：“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主张“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号召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
部队改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钟文璋则身兼参谋长与第一团团长，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就是原来警卫团主力，第二团则是安源工人武装和萍乡、醴陵农民自卫军编成，团长王新亚，第三团为江、浏阳农民自卫军及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编成，团长苏先俊。
也不难看出，这时的余洒度已经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卢德铭虽然是原来警卫团团长，是余洒度的上级，但余洒度这时已经不大能看得上卢德铭，
卢德铭的影响力，也仅止于原警卫团改编而来的第一团。
余洒度这个人是很有政治野心的，以前在他上面还有团长，他也没什么表现，但现在轮到他掌权后，整个人就变得不一样了。
特别是为了扩编部队，在不经过辨别的情况下，就收编了黔军邱国轩部，要知道当初警卫团在进驻修水前，邱国轩部与警卫团尚是对手。
这样的一支部队能值得信任吗？
显然，那时余洒度已经顾不上了。
盲目收编邱国轩部是导致秋收起义失败一个很重要的根由，因为邱国轩临阵反水，导致了起义部队作为中坚力量的第一团直接被打散，团长钟文璋失踪。
邱国轩后来逃回平江县继续打家劫舍，后来被平江游击队抓住处决。
在攻打长沙的计划失败后，部队退到了文家市休整。
当时，在明知道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余洒度仍然决定执行进攻长沙的命令。关键时候，总指挥卢德铭支持毛主席的放弃攻打长沙转向罗霄山脉的建议，迫使余洒度改变主意。
三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的伍中豪甚至拔枪怒斥余洒度：
“是你来领导前委，还是前委领导你？”
余洒度理屈词穷，无奈只好同意。
当时，起义部队打算途径芦溪继续向前进发时，部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
关键时候，余洒度不仅没有配合卢德铭指挥，反而连续下了几条与卢德铭背道而驰的命令，导致起义部队出现混乱，卢德铭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壮烈牺牲。
三
余洒度之所以能对部队形成掌控，除了其军阀思维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支旧军队。
尽管警卫团的成立也是在大革命的背景之下，但士兵参军入伍，更多的不是因为自身有崇高的革命思想，而是为了吃饱饭。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余洒度作为这支部队的主官，特别是后来卢德铭离开部队一走就是一个多月的情况下，足够能对队伍形成影响力。
不过好的一点是，队伍里本身还是有不少共产党员的，他们能团结起来，一起抵制余洒度。
这也为后来三湾改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余洒度本来以为，卢德铭牺牲后，部队再无人能牵制他，可这时候的余洒度，已经近乎于众叛亲离。
队伍途径莲花县时，当地农会的人来报告，说当地国民党抓捕了一批农会干部，关在了监狱里，而莲花县目前只有两个民团守卫，希望队伍能帮忙搭救。
余洒度不同意，说起义队伍只有百余人，打不过民团，
毛主席却认为，以队伍当下的情况，夺取莲花县是有把握的，还能恢复士气。
后来举手表决，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
事后毛主席率领部队顺利攻下了莲花县，余洒度在军中的威望更进一步受到了影响。
1927年9月29日，毛主席率部抵达江西永新三湾村，基于余洒度已经暴露出来的军阀思想，毛主席认为他已经不再适合作为军事主官，于是提出要把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并重新选举一个团长。
余洒度这时仍然妄图凭借在部队的影响力，来出任这个团长，甚至还假惺惺的表示：
“大家可以提名不一定要选我，我们还是要实行民主制度的。”
没想到后来提名时，大家都不提余洒度，这让余洒度又羞又恼。
毛主席提名的张子清虽然未获当选，但从后来张子清的情况看，毛主席还是有远见卓识的，只可惜张子清牺牲的太早。
陈浩后来虽然当选为团长，但后来却妄图率部叛逃，被毛主席直接拿下枪毙。
余洒度这时也没脸待在部队了。
1927年10月3日，起义队伍抵达宁冈后，上级传来指示，要求追究部队不攻打长沙的责任，余洒度作为师长，主动的脱离了部队前往省委述职，后来也再没回到部队。
余洒度在湖南省委任军事部长期间，写了一篇《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刊登在中央内部秘密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上，成为后来研究秋收起义重要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