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日掛中天》导演蔡尚君:“刀锋锐利,是向善的决绝”

专访《日掛中天》导演蔡尚君:“刀锋锐利,是向善的决绝”

访并文 陈智廷

威尼斯当地时间2025年9月1日下午2点,我有幸在威尼斯丽都岛 Palazzo del Casinò 中、149座位的沃尔皮厅(Sala Volpi),一睹为快蔡尚君导演入围威尼斯主竞赛的《日掛中天》。值得一提的是,5天之后,当地时间9月6日,该片女主辛芷蕾在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荣获沃尔皮杯最佳女演员奖。

《日掛中天》片名出自粤剧《紫钗记》(1957)中最有名的《〈剑合钗圆〉段落〉:夫妻久别重逢,李益向霍小玉歌颂真爱的“日掛中天格外红,月缺终须有弥缝”,寓意与磨难和解、破镜重圆,并将电影意蕴根植于拍摄地广东。自片头开始,辛芷蕾饰演的36岁女主角美云牵引观众情绪直到片尾,表演幅度广阔、情绪细腻,荣获威尼斯影后实至名归。

在我看来,《日掛中天》格外真实,剧情虽经虚构与编排,但角色让观众共情,仿佛从环境中有机生长出来,归功于蔡尚君与妻子韩念锦合作编剧。有意思的是,虽然全片由女主驱动,却并非那种内心强大、事业爱情两得意的“大女主”戏,而是聚焦于生育、工作、爱情等现实的不容易。美云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在生活中求存的女性,不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或恶人,也不是很讨喜,但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怀孕时,她躺在医院照超音波,医生的画外音冷冷地告知没有胎心。她努力工作,作为一个东北人,在广州十三行诚大时装广场经营“美云的店”,直播带货卖衣服。顾客因质量问题要求退货,她刚下播就立刻扮演客服,还得与同样经营困难的制衣厂沟通退货,用粤语说是“一脚踢”。无独有偶,文晏导演入围柏林主竞赛的《想飞的女孩》(2025),灵感同样来自时代变迁下的服装市场。

爱情方面则更加复杂,美云在过去与未来、道德与情感之间羁绊纠缠。用佛教因果的说法,这是一种“相欠债”。她的旧情人是本地韶关人葆树(张颂文饰),两人恩怨纠葛源于五年前的肇事逃逸,葆树替美云顶罪入狱,但美云早已不爱他,“恩大于情”。她抛弃了他,却始终感到内疚和亏欠。这份恩情,还得了吗?葆树提出去美云家住。她肚子里已经有和其峰(冯绍峰饰)的孩子,但其峰已有妻女。与此同时,其峰收到威胁短信 “你会付出代价的。”情节狗血中见写实,写实中藏隐喻。在被困电梯时,葆树让美云先走,恰如五年前命运的重演。

不只是女主,电影中似乎每个人都处于某种困境,正如葆树所说,“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能好起来。”整部影片的压抑郁闷延续至片尾,最终透过美云突如其来、存在主义式的一刀,刺穿罪咎与悔恨。面对无法脱离困境的挫败,这既是暴力的宣泄,也是一种打开沟通、和解、原谅与赎罪的契机。

| 访谈 |

时间:2025年9月3、4日

地点:威尼斯丽都岛 Albergo Quattro Fontane

专访《日掛中天》导演蔡尚君:“刀锋锐利,是向善的决绝”

导演蔡尚君 受访者供图

陈智廷:请问《日掛中天》拍摄想法的缘起是什么?

蔡尚君:我前两部作品《人山人海》(2012)和《冰之下》(2017),后者的英文名是 The Conformist,其实都在关注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反抗。

《人山人海》表达的是当时内心的愤怒,对人物遭遇的不公不义的抗争。一个微弱的个体能产生奇迹,是我内心的一种记录。《冰之下》则想写的是人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状态,就是肉身太沉重。我们平常说“肉身太重了,想往上升一点”,就像普通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上升一样,基本上不太可能。《冰之下》写的是人性的堕落,主人公最后选择了同流合污。

大概从2017年之后,我就开始准备《日掛中天》。那几年疫情期间要拍电影挺艰难的。疫情后,大概从2022年开始,我好像看到了一些希望,电影院慢慢开始重新复工。在疫情期间,我和我太太韩念锦一起合作编剧。我们后来去了趟长沙,等于“逃”出北京,相对自由松快一些。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内心不再满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与反思,我更想关注中国人在这种环境下的精神生活——一种复杂多样、充满暧昧性的精神生活。我去凝视日常生活,每一个时刻的层叠中渐显出生命的秘义,那种隐藏的意义(hidden meaning),更直白一点,是一种秘密的意义(secret meaning)。就是在日常中看到不一样的关联: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联性。

我看加拿大女作家门罗(Alice Munro)的书,她的作品我读了很多,非常喜欢,也深受启发。是否能看到日常之下的不正常,这一点特别重要。你需要找到一种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她觉得生活处处都是素材,她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枯竭。

有些年轻导演问,写完自己的经历、童年、家庭这些紧密关系之后还能写什么?门罗的回答是:只要有不同的心和眼光去看事物,新的意义就会不断出现。

这也是我太太韩念锦的第一部编剧作品。我们这次合作,在写作方法上和以前完全不同。以前可能会先有宏大的主题、人物设定、情节段落的预设;但这次,我们完全抛弃了这些预设。

陈智廷:剧本创作期间,就已经决定在广州拍摄吗?

蔡尚君:对,一开始就是。为什么写广州?因为《冰之下》拍的是冰天雪地,太苦、太艰难了(笑),我就说下次我们找一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觉得广州是最合适的,因为它有一种时间的纵深感,有中国过去三、四十年变化的历史印记和时间痕迹,几乎浓缩了这四十年的社会转型。从最早的城中村,到如今最繁华、最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广州都完整地承载着这种转变。

广州紧邻香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窗口,是发展的前沿阵地。时尚风潮多从香港传入,包括观念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逐渐传播开来,影响并辐射到大陆内部。我们听的流行音乐、穿的衣服,很多都是那个时候从南方传来的。那时候“倒爷”都往广东、深圳、广州等地跑,在时差、物理空间差中做生意,这些人也在城市中留下了许多印记。

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就该发生在广东,所以将男主角设定为本地人,这也是为什么选择了张颂文老师。但女演员则设定为一个外来者——一个来到广东工作、并最终留在当地生活的人。

剧本就是这样,通过人物关系的内在逻辑,一点一点地发展出来的,我们并没有完全跟着某种大的情节逻辑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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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掛中天》剧照 受访者供图

陈智廷:和韩国摄影师金炫锡的合作过程如何?

蔡尚君:非常好。我很喜欢他拍的两部作品,一部是李沧东导演的《诗》(2010),另一部是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2019)。我觉得他的摄影风格特色是提炼。他能让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那么杂乱,焦点视点更单纯凝聚。

这次我们用了40毫米的镜头,这是一个相对古典的焦段,介于广角和50毫米的标准镜头之间,可能更适合用来跟踪人物、追随人物的感受。这次导演、摄影都选择了“往后退”,尽量隐在叙事之后。影像上不去炫技,导演上更不去炫技。剧本其实是很传统的剧情结构,没有任何闪回。我宁可直接说,也不想通过闪回来展示过去的情节。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表述,过去的故事就一点一点,通过不同层次、几段内容慢慢补充出来。

我希望能保留文学的暧昧性与多义性。每个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心理反应和叙述角度,应该交由观众去判断、梳理和想象,从而构建他们心中的故事和真相。

陈智廷:我注意到,西方媒体和华文媒体对《日掛中天》的解读似乎不太一样。西方评论更强调“罪恶感”(guilt),您怎么看这个差异?

蔡尚君:“罪”的概念在西方宗教传统中有一种深入骨血的认识与体验,像“原罪”的观念,他们理解得非常清晰明确。创作剧本时,我和编剧韩念锦老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她在德国学习多年,熟悉德语的思维方式。德语是种非常严谨理性的语言,对词语和概念的界定特别清晰,是种哲学的逻辑思维方式。

而中文的表达则更含混,很多意思是隐含其中的,留给读者或听者去体会。罪恶感对西方人来说是极其明确的心理和伦理机制;而中国人对道德的理解往往没有那么清晰,我们虽然常常谈道德,但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去深入剖析道德的结构和运作逻辑。相对来说,我们往往选择含混地略过,不愿意明确讨论。

《日掛中天》其实和中国传统的情感经验息息相关。像偿还、牺牲、救赎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像在西方宗教体系中那样被严格定义。我们理解“救赎”往往是一种本能的“还”,而非宗教意识里的救赎。

中国人对“赎罪”没有特别强烈的意识,而是将“善恶”看作内在的本能,但善恶其实是一体两面。普通人可能只能做到小善小恶,而真正的大善大恶,往往来自那些拥有巨大能量的人。而“大恶人”也可能在某个时刻“一念成佛”,因为他有利他的无私精神,不求回报,这种转变并不符合西方式的道德二元论。相比之下,西方人对偿还、牺牲、洗罪等概念的理解更倾向二元对立,非黑即白,是非分明。

而我想表达的,是中国人情感经验中的暧昧性和多义性。人性是驳杂多义的,并非简单二分的好人坏人。人的一念可能是善,下一念可能是恶。正是这种两难选择与纠结,才是我想表达的核心:人性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满模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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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掛中天》剧照 受访者供图

陈智廷:从剧本结构来看,《日掛中天》的核心事件是一场交通事故。在构思中国式的道德困境时,为什么选择交通事故作为故事核心?

蔡尚君:我身边有位朋友,因为酒驾出了严重事故,虽然赔了很多钱、也与对方达成和解,最终还是被判刑三年半。如果没有达成和解,判得可能更重,就像我们剧本中设定的五年。这类交通事故一般判三到七年,如果主动赔偿、态度好一些,可能量刑会轻一点。

为什么选交通事故?因为我不想让这个“罪”太绝对、太严重,否则就无解了。交通事故是偶然无意的伤害,不是预谋犯罪,更贴近日常,也更贴近普通人可能遭遇的处境。有意犯罪的主观意识太强,因果链复杂,而交通事故更能反映生活中的意外与遗憾。

葆树因为爱的冲动,本能、无私去顶罪,但他根本没想过后果。我们常讲菩萨、耶稣的大爱,那种无私利他,但现实中普通人往往承受不了后果,现实的残酷会让人后悔动摇。我查过很多案例,也问过不少人,几乎没有人能坚持太久。一般不超过一个月,有的两三天就招了,说“我是替人顶罪”,因为他受不了了。

就像葆树说我也后悔了,因为你跑了。你跑了我马上就想把你举报,让你进来。但我转念一想,我把你举报了,你进来了我也出不去,我还是有罪,那就算了,咱俩何必呢。普通人永远在得失之间徘徊,游移不定。

美云是有道德底线的女人,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她是有罪之身,为此经历磨难,本能愧疚。电影围绕她在36岁这个年龄,一个月内经历的情感生活巨大变故。她发现自己再次怀孕,牵扯有妇之夫其峰。我觉得他们之间是真爱,是有真实感情基础的,只不过各自都处于生活的困境中,也有各自的软弱。

美云和其峰之间有前史。她第一次怀孕时,因为其峰家庭的压力,被迫堕胎。这次怀孕让她忐忑不安,可能是新的开始,也可能是命运的重复。同时,她又见到了分开七年的恋人葆树。她内心的愧疚促使她回去看他一眼,没想到牵扯出后面的发展。

葆树其实一开始不想再见她,他想“何必再揭开过去的痛”。如果他选择报复,这个故事很快就结束了,无非又是一桩命案。但他没有,他决定吞下所有的苦果。因为认罪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当然想过要举报她,但又觉得我也没招了,就算了,我认命。美云说她认命了,其实真正认命的是葆树。所有的后果、苦果,都是他一个人在吃。葆树是三个人中,生活在过去、只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一个人。

专访《日掛中天》导演蔡尚君:“刀锋锐利,是向善的决绝”

《日掛中天》剧照 受访者供图

美云内心有藏不住的过去,灼热的痛感。她和其峰之间的未来是未知、暧昧、不确定的。但当其峰的女儿发生事故之后,一大一小两个女性面对面、四目相对,美云从小女孩眼睛里已经读懂了:这个女孩不可能接纳她。对其峰来说,最爱的是他的女儿,其次才是美云,最后才是他的妻子。

美云明白其峰走不出这种羁绊,所以他们的感情,在医院那一场谈完话无疾而终了。一个女人把她藏了多年的底牌全告诉了现在的情人,她没有任何选择了,听天由命等男人选择,知道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但其峰最后还是站起来,先去照顾孩子。美云心里清楚,他们之间不可能再有未来。那场戏,就是两人情感的无疾而终,他们一左一右走出了医院。

美云其实还抱有希望,她渴望一种新生命的可能。她对其峰说,“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没敢说真话,因为她知道真话无非就是现在不可能。她借着一条外来的短信,拐弯抹角地问他:“如果没有这个短信,你还会提离婚吗?”其峰回答:“我会。等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这或许只是一个口头承诺,不管是真是假,至少给了她一点点心理寄托。

结果是,她的感情无疾而终,工作也不尽人意,现实生活做生意很难,她在努力适应时代变化。她与葆树重新纠缠的过程中,她尝试去“还”,试图寻求原谅。但最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还、拿什么还,因为这种“还”无可量化。

葆树想要的,无非就是想和美云一起生活。他试探过这种可能性,但我觉得他自己心里也挺绝望的。当电梯的偶然事件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命运的时候,在他们二人四目相视的时刻,两个人的眼神都在这一瞬间,从焦灼的慌乱变为看透彼此灵魂的凝视,是对彼此境遇的警醒。葆树突然意识到:不管经历了怎样的伤痛,他依然爱着这个女人,还是会本能地保护她,还是会为她心动,还是会重蹈覆辙。所以那一刻,不是什么温情复燃,而是他就是那样一个人,本能地会说“你先走,你别管我。”

专访《日掛中天》导演蔡尚君:“刀锋锐利,是向善的决绝”

《日掛中天》剧照 受访者供图

陈智廷:导演如何诠释美云在车站刺出那一刀的动机?

蔡尚君:美云在这个月里,经历了强烈的渴望与不断的剥夺。她渴望被原谅,渴望生活能改变,渴望出现新的可能。但现实却一再令她失望:感情无疾而终,工作不尽如人意,和葆树的纠缠也始终无法厘清。她求而不得,而葆树也选择了离开。因为他知道她怀孕了,他只能走。

就在车站,她追了出去,想挽留。新的可能,无意间彻底破灭了。所以我觉得,那一刻的美云,是极度绝望的,同时怀揣极致的渴求,想抓住这个男人,求得一句话,哪怕只是一句话。她知道,这一次分别,很可能就是永别。命运不会再给她机会了,就算以后有机会,这个男人也不会再认她了。她意识到,余生只能怀揣这份沉重的痛苦继续生活,没有解脱,没有释放。

这种痛,比她五年前离开时的愧疚更加剧烈。在那样的情绪极限下,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有意的谋杀”。反而更像加缪的《局外人》里,“光一闪”,刀子就拿起来了。也许她想把他留住,也许她想用这一刀换来内心的释放。

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情境,各种情绪和心理全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她这一刀,可能是为了自己“好过一点”;也可能是“求得解脱”;也可能只是出于“你别走”的本能。这些解释全都成立。不同观众去看,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正是它的多义所在。

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彻底的悲剧。所以我在导演阐述里写了一句话,“刀锋锐利,是向善的决绝。”

从外在来看,举刀是恶,是一种暴力行为。你捅了人一刀,这是客观的暴力。但从她的发心来说,是善的。她是在极端的痛苦中努力靠近“善”,就像我们抓自己头发试图往上提,但肉身太沉重了。灵魂想上升,却被现实拽住。但她的初衷,是想把这个罪抹掉,她想问的是:“你能原谅我吗?”她不是要杀他,她是要“求得宽恕”。

佛教由“发心”判断行为。如果一个行为的发心是善的,那么即使手段是暴力,从念头(而非法律)的角度来看,能量仍然是善的。所以我说,这一刀,是她向善的决绝,是一个普通女人在绝境中做出的壮举。我们普通人,可能根本做不到。

当然,也还有另一种结局的可能:她给了自己一刀。作为一个有罪的人,她要惩罚自己,但她不是那么理性的人。

回到两人关系上,两人相拥而泣,男人像动物般突然吼出来,那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力量。他在喊:“你在干什么!”但不是通过语言,而是情绪。他们都不是理性的人,他们是被命运压迫的普通人,是情绪深处的动物。

专访《日掛中天》导演蔡尚君:“刀锋锐利,是向善的决绝”

《日掛中天》海报 受访者供图

这一刻,他们不再通过语言表达怨恨,而是在释放长久的愤懑。男人当年是光明的,是善的,是有道德光环的,但是他有所求、有怨求。人就是这样,一念是善的,下一秒就可能充满怨恨,这就是葆树。他在那一刻,看到了美云的痛,和他自己的痛是一样的。

那是“同体共悲”,在苦难中看到彼此的镜像。两个人的痛苦是相通的,是可以共振的。正因为如此,那一刻他们和解了。男人的心墙塌了,他明白了这个女人真正的诉求,于是他们相拥。

接下来的结局是开放的:他们可能走,也可能留下。但那一刻,是在黑暗中有一束光亮了一下。不是终结,而是给了一个新的可能,一个开始的亮点。

(本文作者为香港都会大学文化研究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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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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