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北方的寒潮正如日中天，而三亚的风里，却夹杂着椰子油和防晒霜的温暖气息。
每年此时，这片热带海岸线都会变得拥挤。除了来过冬的“候鸟”老人，就是电影人、媒体人及影迷集体扎堆——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如期而至，今年，办到了第七届。
尽管大环境还在“去库存”，但在这里，梦想依然是刚需，且溢价很高。
今年，所有前来的电影人里，有一个顶级玩家，他叫詹姆斯·卡梅隆。
如果说电影是造梦的工业，卡梅隆就是这个工业里的最大包工头，其他人充其量就是搬砖的。16年前，他的《阿凡达》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什么叫IMAX，为了买张票，电影院门口能排出几公里的长队，黄牛票炒到上千块。
那时候，他是卡神，是把3D眼镜递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16年后，71岁的卡梅隆来到了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举办地三亚。
组委会给他安排了“大师班”，主题很合适——“科技与叙事的融合”。日程表上白纸黑字写着：12月9日下午14:00到15:00，整整一个小时。
对于影迷和从业者来说，这一个小时是神谕时刻。他们期待着这位“票房之王”，能给现在半死不活的电影市场开出一剂猛药。
不过，根据现场消息看，除去迟到、早退，满打满算，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导演之一，在“大师班”的净时长，大概就二十多分钟。
理由无懈可击——卡神要赶飞机。
有人在朋友圈里抱怨，说这哪里是大师班，简直就是“快闪”。但这恰恰是卡梅隆给我们上的深刻一课：
在当下，只有顶级的产品经理才懂得，时间颗粒度就是金钱，而废话是最大的通胀。
从12月8日下午《阿凡达3》首映，到次日大师班3点赶飞机，卡梅隆在三亚待了整整24小时。
如果把他的时间，掰开了揉碎了，你会发现，卡神没有敷衍，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降维打击”。
首映礼上，面对章子怡，卡梅隆没有聊什么宏大的中美合拍，而是抛出了一个让影后都没法拒绝的类比。他说，当年他在《泰坦尼克号》选凯特·温斯莱特的时候，凯特还像个婴儿一样小；而他现在在章子怡身上，看到了和凯特一样的特质——力量、勇气，以及那种“情感上的脆弱感”。
“我看你的电影看了好久好久了，甚至早在认识你之前就在看，”卡梅隆深情款款地对章子怡说，“所以让你来给这个角色配音，我觉得特别合适。”
但这不算什么。卡梅隆对章子怡说出的最高能一句话是：“能让你来配音，对我而言就像是圆梦一样。”（And so it’s a fantasy for me to have you voicing.）
圆梦……原来卡神也有梦！
听听，这就是“世界之王”的段位。明明是章子怡参与了全球最大IP，是无数演员求之不得的机会，但到了卡梅隆嘴里，逻辑完全反过来了——
变成了他蹭了章子怡的光，是他詹姆斯·卡梅隆高攀了。
卡梅隆提到的角色，正是在《阿凡达3》中由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章子怡负责中文配音。
这些话，亲身示范了什么叫做“神的高情商”——
第一，给了东道主中国影人天大的面子，把章子怡和奥斯卡影后凯特·温斯莱特拉到了同一水平线； 第二，为《阿凡达3》的中国市场做了一次顶级预热，告诉中国观众，你们听到的配音，是我亲自认证过。
这就是大师！普通人夸人只会说“你真棒”，大师夸人是“你在我心中就像那个创造了影史票房纪录的女主角”。这种话术，建议所有正在拉投资的创业者全文背诵。
不过，最重要的，是卡神进行了一次行业焦虑的抚慰。
现在的电影行业，大家最怕的不是没钱，而是被AI取代。Sora2出来了，ChatGPT能写剧本了，大家都在问：导演，我们是不是要失业了？
卡梅隆给出了一个非常“凡尔赛”的答案。他说，虽然我是个技术流导演，但对我来说，“一切都始于剧本”。他说他是编剧兼导演，首先花很长时间思考角色，然后才选角。
而对于AI，他的态度是——AI现在或许能做出一个像《阿凡达》的东西，但在《阿凡达》出现之前，它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它只能模仿，不能原创。
在聊完了情怀，聊完了技术，聊完了家庭之后，在观众的情绪刚刚被调动起来，准备进入提问环节或者更深度的交流时，他看了看表，走了。
这就像是一个男神，在撩拨完少女心弦之后，告诉你他要去拯救世界了。你不仅不会怪他，反而会觉得：
天哪，他好忙，好重要，他能抽出这20分钟来看我，一定是真爱。
为了衬托卡神这20分钟的“含金量”，我们不妨看看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其他的“笨人”。
比如，那个叫马克·穆勒的老头。
这位意大利人，操作电影节快50年了。他是中国电影的老朋友，当年把贾樟柯从地下带到地上的就是他。他在大师班上絮絮叨叨地讲他是怎么选片的。他说他不喜欢那种把所有人都放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他要像建筑师放大样一样，去发现那些还没被看到的地区电影。
他说他看电影时会坐在最后一排，观察观众有没有在座位上扭动，有没有看手机，以此来判断电影好不好看。他甚至回忆起当年为了推中国电影，不得不变成一个商人去和销售公司讨价还价。
这老头太实诚了——讲得口干舌燥，讲得掏心掏肺。他试图告诉大家，策展是一门手艺，需要耐心，需要时间，需要对电影有像“部落”一样的忠诚。
但在这个倍速时代，马克·穆勒的“工匠精神”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大家尊敬他，称他为“主席”，但转头就会去抢卡梅隆那20分钟的票。
再比如，来自中国台湾的美术指导黄文英。
她为了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整整等了10年。这10年里，她去了乌兹别克，去了印度，去正仓院看特展，只为了还原唐代的一块布、一个屏风。她在台上讲她在《狂野时代》里怎么给易烊千玺做造型，每20年一个断代，连眼部的特效化妆都要重新设计。
她说：“如果不先花掉1/10的钱，古装片可能就没办法开拍。” 她讲的是细节，是手艺，是那种“慢工出细活”的古典美学。
还有朱丽叶·比诺什。这位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满贯影后，在大师班上像个小女孩一样分享她的脆弱。她说她只是一个“工具”，通过她来传递情感。她说她跳舞的时候会害怕，会觉得自己要死了，但必须拥抱这种恐惧。她甚至在台上跟观众讨论起了“中女”的自由，讨论起了针灸和道教。
这些人，她们都很努力，很真诚，她们把大师班当成了一次灵魂的交流。她们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给观众看。
但在卡梅隆的飞机引擎声面前，这些分享，似乎都显得有些“重”了。
为什么卡梅隆敢这么举重若“轻”？
因为他手里握着这个行业的硬通货——确定性。
在如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电影院在倒闭，流媒体在裁员，观众在刷短视频。大概，只有卡梅隆，能保证让观众走出家门，花钱买票，坐在黑暗的影院里三个小时不看手机。
他在大师班上说：“去电影院你要走出家门、花钱买票、坐在影院，那么你就改变了规则，你自主选择了使自己集中注意力。”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他不仅是在定义观影体验，更是在定义一种价值关系。
在这个关系里，他是规则的制定者。他可以让你等13年才看上一部《阿凡达2》，也可以让你在大师班现场等30分钟，然后只给你20分钟。你没有选择，因为你想看那个蓝色的星球，想看纳美人的骑乘，想看那种沉浸式的奇观。
马克·穆勒、黄文英、朱丽叶·比诺什，他们代表电影的艺术属性。艺术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商榷的，甚至是脆弱的。
而卡梅隆，代表的是电影的工业属性和金融属性。工业追求的是效率，金融追求的是杠杆。
卡梅隆这次来三亚，真的只为了给中国影迷上课吗？
他见到了郭帆，交流了《流浪地球3》；他捧了章子怡，铺垫了《阿凡达3》的宣发。他释放的每一个信号，都是经过计算的商业行为。
所以，他不是来上课的，他是来“验货”的。验一验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票仓的成色，验一验这里的合作伙伴是否还给力，验一验观众的热情是否还在。
验完了，结果很满意，那就可以撤了。
至于那些还想听干货的观众，回家等电影上映吧，那才是他真正想卖给你的东西。
-5-
卡梅隆大师班的活动结束后，人群散去。
有人在走廊里感慨：“这就完了？”
是啊，这就完了。
这像极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一切都很快，一切都很急。我们没有时间像黄文英那样花10年去等一部电影，也没有耐心像马克·穆勒那样坐在最后一排观察观众的扭动。我们习惯了刷15秒的短视频，习惯了看“三分钟带你看完《阿凡达》”的解说。
卡梅隆只是顺应了这个时代而已。他用最少的时间，制造了最大的声量，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从商业角度看，这20分钟的ROI（投资回报率）高得惊人。
他把“稀缺”玩到了极致。在大师班上，他提到《阿凡达》的动捕拍摄不是一周，而是整整18个月。你看，他在创作上愿意花18个月，但在营销上，他只愿意给你20分钟。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门儿清：好东西是磨出来的，但高名声是炒出来的。
对中国电影人来说，这20分钟或许比那未讲完的40分钟更有价值。
它告诉我们：别总想着在艺术的象牙塔里感动自己。当你能拍出让全世界几十亿人买单的作品时，也会拥有像卡梅隆那样定义规则的能力。
大师班最后，卡梅隆说了些关于影院的话。
他说，在影院里，有着“不受打扰的黑暗空间以及集体专注的氛围”。
是不是有些讽刺？
他在台上连一小时的“集体专注”都没给足，却在推销那个需要你坐三小时的“黑暗空间”。
但这就是现实。电影是造梦的艺术，而造梦者本人，从来不睡在梦里。他清醒得很，清醒地知道这一趟飞行的目的地是哪里，也清醒地知道，那没讲完的话，才是最贵的。
在这个“三亚折叠”的午后，北京的寒风和三亚的热浪似乎达成了某种和解：
无论是严冬还是盛夏，世界属于那些能够制定规则、并随时可以离场的人。
撰稿|小董不大懂 策划 | 文娱春秋编辑部
